白重恩：货币政策应配合财政政策，也要考虑货币政策自身目标

记者:感谢您接受《中国金融》杂志专访。首先，请谈谈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未来走势。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稳定产业链和供应链？白重恩:我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直接影响，疫情影响了很多经济活动。中国早期的经济运行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复正常，而国外经济活动仍受到很大影响。二是间接影响，存在以下情况。一是当外部经济活动不恢复正常时，对产品的需求减弱，进而影响企业的经营。第二，如果企业生产的上游产品依赖于其他国家的企业，疫情导致这些国家生产能力有限，企业也会受到影响。第三，疫情过后，一些经济体认为自给自足在某些方面非常重要，容易形成反全球化情绪。例如，当疫情非常严重时，许多国家对医疗设备等生产销售提出了限制措施，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引起了其他经济体的反感。这可能会导致人们对产业链和供应链缺乏信心，从而考虑使用自给自足来防范风险。同时，出于选举等国内政治考虑，一些国家会采取一些不利于经贸关系的措施，这也会对供应链和产业链产生负面影响。为此，中国特别提出稳定产业链和供应链。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应该在短期、中期和长期内更全面。在疫情冲击下，由于重建产业链需要很长时间，短期内不太可能调整产业链和供应链。从中期来看，反全球化趋势确实可能导致产业链和供应链模式的重新调整，这将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从长远来看，情况可能不会那么悲观。近年来，全球价值链发展如此之快，是因为它提高了效率。如今，人们不仅关心效率，还考虑全球价值链的安全性，使其具有足够的韧性。这种韧性和效率可能会有一些冲突。从保证效率的角度来看，全球价值链需要充分利用；从保持韧性的角度来看，我们还应该考虑如何确保经济安全，这样价值链中的链接就不应该过于集中在某个市场或企业，而应该适当地分散。短期内，一些国家可能会棋牌网站 地考虑韧性，但从长远来看，他们会重新认识到效率的重要性。因此，我认为，虽然产业链的重建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发生，但当人们重新呼唤效率时，全球价值链将继续发挥更大的作用。无论未来情况如何，我国都要做好应对可能发生的变化的准备。一方面要考虑与我们相关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韧性，充分评价其稳定性和安全性；另一方面，我们不应该放弃对效率的追求，尽最大努力维护经济全球化。这种情况能否维持，直接关系到各国的努力，包括中国的努力。也就是说，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的前提下，我们应该尽最大努力实现最好的结果。现在我们特别关注卡脖子的技术和产品。在这方面，我们应该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努力具备基本的供应能力。当别人卡脖子时，企业可以继续生存。同时，不要放弃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促进国际治理改革，朝着更完善的方向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全球价值链的韧性，而不仅仅依靠每个国家的自给自足。记者：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上一直在讨论金融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两者之间应该有什么关系？如何评价欧美主要经济体对经济的救助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白重恩：这个问题很重要。谈到当前形势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我认为财政政策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货币政策应与财政政策合作，并考虑货币政策本身的目标。事实上，这种合作在很多情况下与货币政策目标是一致的。例如，为了实现对各类企业的准确支持，财政必然会有更大的投资，从而产生一定的赤字。政府发行的债券将吸引大量投资者。如果此时的货币政策仍然非常紧张，那么企业将面临高成本，融资将变得更加困难。此时，货币政策需要与财政政策合作，使融资成本不会因财政赤字而上升。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货币当局应该被动地接受财政所做的一切，而是在维护货币政策自身目标的前提下加强协调。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保持合理的融资成本。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一定要促进企业获得贷款的便利，促进利率的持续下降。可见，目前的政策目标是在不带来融资成本上升的情况下，更有效地帮助企业。财政当局的要求是提高财政政策的效率；货币政策当局的要求是在满足货币政策既定目标的前提下配合财政政策。谈到美联储或欧洲央行的情况，总的来说，我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在疫情发生后相对较好。当然，疫情刚发生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恐慌。例如，美国和欧洲的资本市场曾经面临着流动性冻结的可能性，并聚集了巨大的金融风险。我认为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及时为市场提供了足够的流动性，使资本市场正常运行是非常必要的。当然，每个经济体都面临着非常不同的情况。中国面临的挑战和经济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并有那么大，也没有达到负利率和无限购买资产的程度。但我认为，各经济体的目标是保持正常的市场流动性，保持相对稳定的价格，在经济困难时期保持相对较低的融资成本。当然，虽然政策目标总体上是一致的，但手段可能会有所不同。记者：您在今年两届会议的提案中提到了有效保护市场实体的建议。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民银行和有关部门已经推出了许多直接到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从财政政策的角度来看，你认为还能采取什么措施来帮助企业克服困难？白重恩:疫情对很多企业影响很大。有些企业如果得不到救助，很可能会破产。需要注意的是，一般来说，政府不应该帮助企业因管理不善或市场环境变化而退出市场，这应该使市场机制适者生存。然而，企业在这场疫情中的冲击并不是由自身行为造成的，而是由企业无法控制的。在这种情况下，救助企业不会带来我们通常所说的道德风险；相反，如果没有救助，它将对经济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救助措施不能局限于财政支持。在实践中，财政支持往往很难有针对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财政政策可以为不同类型的企业提供不同形式和强度的帮助和支持，这更直接。救助企业也应根据不同行业的情况进行区别对待。疫情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很大。据统计，2020年1月至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27.4%，但农副食品加工业利润增长20.0%，计算机、通信设备等行业利润增长15%。如果我们给所有企业同样的政策和实力，我们的财务能力有限，效果必然不理想。为此，我们应该为面临困难的行业和企业提供更大的力度和针对性的帮助。第一类企业仍能维持生产，但外部需求疲软。为了保留这些企业，在恢复外部需求时继续满足市场需求，可以促进企业产品的需求。比如前段时间，一些地区试图发放消费券，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消费券应该鼓励哪种消费呢？我认为应该鼓励受外贸影响较大的企业产品的消费，也就是说，优惠券的设置应该更有针对性，重点是增加这一领域的消费者需求。第二类企业难以维持业务正常运行，但未来仍有前景。以国际旅游为例，由于外部环境的影响，该行业已经停滞不前。然而，我们知道，国际旅游的需求仍将存在很长一段时间，如果这些企业退出，他们与外国旅行社、酒店、旅游景点建立多年的业务合作将失去价值，未来将很难重新合作，所以需要帮助企业保持这些资源，避免破产。对于这类企业来说，由于业务停滞，减税毫无意义；暂停社会保障支付可能有助于降低劳动力成本；许多企业相对较小，没有贷款，或无法通过正式渠道获得贷款，贷款延期措施难以有效。然后财政需要为这些企业提供一些补贴，以便他们能够生存。第三类企业没有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甚至疫情带来了很多新的需求，不需要财政支持。所以，总的来说，希望我们的政策更有针对性。这里强调的是，这也不同于我们通常要实施普惠政策。普惠政策的出发点是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我也主张一般政策要包容，但现在各行业面临的情况不一样了。疫情导致一些行业环境恶劣，而另一些行业处于相对有利的境地。在这个时候，有必要倾斜某个行业的政策。但在同一行业，我们应该为不同的企业提供一致的帮助。因此，我的建议是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不同行业的影响，有针对性地为行业提供不同程度和形式的帮助，真正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和效率实施保护市场实体的最关键任务。记者:请从整体上解读六稳与六保的关系。中国经济如何走出疫情影响，保持基本盘？白重恩：李克强总理反复强调，今年没有设定GDP增长目标并不意味着对经济增长没有要求。相反，六保作为六稳工作的重点，需要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我认为这些都是保障居民就业、基本民生、市场主体、粮食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基层运营的特别重要的方面，其中保障市场主体是最关键的。因为如果市场主体没有保住，就业保险的成本会很高。如果不是市场提供就业，政府会做很多事情来提供就业，效率可能会相对较低。因此，保障市场主体对保障就业至关重要，保障就业对保障基本民生至关重要。如果很多人失业了，他们的生计完全由政府支持，成本也很高。在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方面，我国基于较强的部署能力做得相对较好，属于强项。至于基层的运作，基层财政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所以我们通过增加转移支付来保护基层，这相对容易解决。在我看来，在这个六保中，保证市场主体和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尤为重要，需要精心设计和实施这些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还要把握政府的程度，不仅要考虑近期的影响，还要考虑长期的影响，从而设计我们的政策。如何抓住牛鼻，也许这两个就是牛鼻。这里有一个保障就业的生动案例。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我提出了一个关于建议成立青年志愿者服务团队的建议，得到了许多政协委员的支持。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将面临特别大的挑战。从调查失业率来看，今年4月，全国城市调查失业率为6.0%，但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13.8%，是整体调查失业率的两倍多。这意味着年轻人，尤其是新毕业的大学生，面临着更大的就业困难。但与此同时，疫情带来的公共服务需求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需要有人提供服务。那么，这两个方面能否匹配解决呢？我的提案给出了这样的建议。疫情期间，我们的教育面临着非常特殊的挑战，我们不能面对面上课。许多课程在网上进行。我的同事和他的合作伙伴做了一项研究，分析了高三学生的学习效果，发现在线教学对弱势群体非常不利。原因有很多，包括家长辅导孩子的能力、网络硬件的差异等。如果不纠正网络教育的负面影响，很可能会成为孩子未来的软肋。我提出的解决办法是组织一些就业困难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作为青年志愿者服务团队为弱势群体的孩子补课，花一年时间弥补这一不足。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当市场供需不平衡时，有必要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目前，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也相对较弱。疫情给公共服务带来了新的需求，正好可以抵消。此外，组织一些应届大学毕业生到基层为弱势群体提供这样的服务，也有助于他们形成价值观，了解中国的现实。建议可以给他们一些政策鼓励，比如一年后考公务员、国企、研究生等。，这样可以让棋牌网站 的孩子利用青春来支持弱势群体的教育。我觉得一举多得也是一件事。记者：你最近谈到了如何避免投资过快导致投资效率低下和产能过剩的问题。如何实现适度投资，保持经济稳定运行？白重恩：很明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设定明确的经济增长目标。因为如果你设定了一个目标，无论是什么，当市场面临如此大的不确定性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你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投资推动经济，实现这一增长目标。因此，当处于单一投资目的时，它不再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而是为了满足事先人为设定的增长目标。当时，投资可能非常低效。过去，为了保持增长率，一些地方盲目开工 建设一些基础设施项目，造成了大量投资浪费、资源挤占以及产能过剩情况，同时，使得企业获得生产要素的成本变得很高。因此，如果为了要达到一个既定增长目标而进行这种低效的投资，我是不主张的。很高兴地看到，我们没有设定增长目标，政策操作的空间就会大一点，也会很大程度地避免低效投资的驱动。现在比较强调新基建投资，我认为，一是当前形势下有必要加大一些新基建的投资力度，尤其是疫情期间，我们加快了数字技术的使用，对数字技术基础设施的需求也增加了；二是需要用新的技术来提升传统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三是新基建能够更好地支持研究和开发工作。这些都是应该做的。我非常赞成新基建这个方向，但是不希望一哄而上。从这些年的经验教训看，一个潜在的风险就是，认为一个事儿该做，往往一哄而上，过程中又缺乏协调，最后就容易造成做得过度了。我们过去的一些产业政策，事后来看，方向是对的，但是力度过大，最后出现产能过剩。我不希望新基建又重复我们过去所犯的一些错误。所以，总体来说，我支持这个方向，但是希望能够把握节奏，能够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记者：除了避免一哄而上的问题，您认为，在复工复产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还应当特别关注和防范哪些风险？白重恩：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认为，目前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是我们一直在说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在实施中还是有不少困难的，尤其是在遇到比较大的冲击的时候，就会觉得市场的力量是不够的，需要政府发挥作用。但这样一来，就存在一个适度的问题。那么，怎样把握好这个度呢？目前形势下，希望政府起更大作用的呼声似乎比较高。我认为，对此特别需要保持冷静的头脑，更科学、更长远地去看问题，使政府真正更好地去配合、服务市场，而不是“喧宾夺主”。二是要尽量让金融机构按市场原则来做事。当前，我们的政策目标是支持中小微企业，但要把财政支持和金融支持结合起来看。如果政府对中小微企业提供更大力度的担保，那么商业银行可能就会更愿意对这些企业提供金融支持。但是，如果是硬“压”指标，可能容易带来新的风险，甚至放大刚才所谈的各行业分化问题。最后谁为这个风险来负责呢？那就有可能又把金融机构和政府职能的边界搞模糊了。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就是希望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原则来运行，所以，制定政策时应该考虑到这个长期目标。政府该做的事儿政府做，金融机构在不放弃市场原则的前提下很好地去配合。（原题为《更加精准高效地保企业 ——访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棋牌网站 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